漫长的看守所羁押等待，足足熬了大半年。
公安侦查、检察院退查、反复核对卷宗，每一次延期，都是对我精神的无尽消耗。同监舍的人陆续开庭、判决、送走，只有我，顶着别人的罪名，日复一日困在方寸铁栏里，靠着心里对小晚和孩子的那点执念硬撑。
开庭前一夜，我没有睡着。监舍里其他人都睡了，只有头顶的灯管嗡嗡响着，亮得刺眼。我躺在铺上，看着天花板，想着明天的事。明天就开庭了。我不知道法官会判多久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给自己做最坏的打算，又给自己留一个最小的盼头——也许五年，也许八年，也许他们能看在我“认罪态度好“的份上，从轻发落。我不敢想太少，也不敢想太多。那个盼头像一根细线，挂着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撑住的东西。
这大半年里，每次家人探视，父母、哥嫂永远是一套漂亮的说辞。母亲次次红着眼安抚我：“小晚身子养得很好，孩子白白胖胖，我们每个月钱准时送，你别操心家里。“大哥次次拍着胸脯保证：“生意慢慢回暖了，你那笔钱我稳稳给你存着投资，一分没动，家产平分的话我永远作数。“我忍着委屈、扛着无名罪责，只为保全这一家人，只为出狱后能好好补偿妻小。可那句“出狱后“，我不知道是多久以后。
终于，案子正式移交法院，确定开庭审理。
开庭当天，父母、大哥大嫂全部到场，坐在旁听席上。偌大的法庭严肃冰冷，我站在被告席上，孤身一人。真正犯错的始作俑者——我的大哥，安然坐在台下，以家属身份冷眼旁观，看着我替他接受法律的审判。
庭审全程，我严格遵守串好的口供，认罪、悔罪，包揽全部罪责。律师是家里找的，只做了最基础的从轻辩护，没人替我真正争取，没人敢揭露真相。
我站在被告席上，法官念起诉书的时候，我听见那些被安在我头上的罪名，一笔一笔，全是他的。我站在那里，替他认了。念到后来，我自己都有些恍惚——仿佛那些事真的是我做的。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真相。旁听席上坐着的那四个人，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但没有一个人开口。
当庭宣判的那一刻，法槌重重落下，声音震得我耳膜发颤。最终判决：有期徒刑二十年。
二十年。四个字砸下来的瞬间，我浑身血液几乎冻僵。我早做好了坐牢的准备，心里预想过几年、十几年的刑期，只当替大哥扛下罪责，熬过一段日子就能重见天日。可我预期里最长的数字，也到不了二十年。二十年，漫长得看不到尽头。预期和现实落差悬殊，巨大的意外裹挟着绝望狠狠攥住我的心脏，所有侥幸顷刻间碎得一干二净。那根细线，断了。
法槌落下的余音还在法庭里回荡。我僵坐在被告席上，视线慌乱地扫向旁听席——父母早已哭得浑身发抖，母亲捂着嘴压抑不住呜咽，眼泪不停往下淌。父亲脊背佝偻着，满脸悔恨与无力，望着我的眼神满是心疼。大嫂面色惨白，怔怔地愣在原地，手足无措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而一手将我推到这般境地的大哥，垂着头不敢与我对视。他的膝盖上，手指攥着裤子的布料，攥得发白，整个人绷得像一根快要断的弦。他害怕了。他在怕什么——怕我翻供？怕我当庭喊出“不是我“？还是怕那笔即将落下来的罚金，他得还？
我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
还没等我从窒息般的绝望里缓过神，冰冷的声音再度响起——责令缴纳罚金一千四百二十万元。一千多万四个字砸进耳朵，我浑身猛地一颤，手脚瞬间冰凉。我下意识看向旁听席。大哥没有抬头。他低着头，像在数地板上的格子。他的肩膀微微塌下去，像认了这笔账不会落在他头上。
我本就是挂名法人，从未沾过公司半分利益，别说千万罚金，便是一百万我都拿不出来。二十年牢狱已经耗尽我所有期许，如今再添一笔天文数字般的罚款，两座大山死死压在身上。
庭审结束，判决正式生效。
工作人员过来带我下去。我站起来的时候脚有点发软，像踩不到地面。母亲在后面喊了一声什么，我没有听清。我走下被告席的时候，腿弯了一下，旁边的工作人员扶了我一把，又松开了。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——旁听席上那四个人还坐在原位，没有人追上来。大哥还低着头，数着地板上的格子。那道门在我身后合上了，和家里那扇门一样。又是一道回不去的门。
休庭后一家人围到我身边，母亲扑过来紧紧抓着我的手，泪水淌满满脸：“娃啊，你别怕，二十年看着长，我们不会让你白白熬这么久，家里上下全都为你奔走，一定想办法给你减刑，早早把你盼出来。“
父亲拍着我的肩膀，声音沙哑沉重：“是我们没护好你，你安心进去，外头的事交给我们，我们四处托人、好好配合，想尽一切办法缩短你的刑期，不会让你困二十年。“
大哥垂着头，满眼愧疚，上前握住我另一只手腕，语气急切又恳切：“弟，这事是我亏欠你，你替我扛下所有，我绝不会不管你。我会积极还钱、配合调查，不停递交材料，打点关系争取减刑，年年给你跑政策，尽量让你少坐十几年牢。家里一切我都撑着。“
大嫂在一旁红着眼眶附和，连连点头：“你放心，我们每个月都去看你，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，我们全力帮你运作减刑，一定让你早点重获自由，一家人早日团聚。“
周遭全是他们宽慰的话语，声声都许诺会为我奔走减刑，可望着遥遥无期的二十年，我心底的绝望半点没有散去。他们的承诺像潮水一样涌过来，又像潮水一样退下去——好听，但没有形状，经不起攥紧。我想抓住点什么——母亲的泪、父亲的手、大哥的保证——可它们一个一个从我指缝里滑走了。
我在判决书上签了字。手指没有抖。铅字印在那里——刑期二十年，罚金一千四百二十万。每一个字都印得清清楚楚，像刻进骨头里的一把刀。
回到监舍以后，同监室的人问我：“判了多久？“
我说：“二十年。“
那个人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你比我长。“然后他就没有再问了。
那天晚上我坐在监舍的铺上，脑子里只剩下小晚的模样在眼前反复打转。我们说好等风波过去就安稳过日子。我让她等我回来。可二十年太长了。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个二十年？我躺在床上，把那张画了正字的纸摸出来，在最底下加了一行：“小晚还会等我吗？“那一行我写完以后盯着看了很久，没有划掉，也没有再添别的。我不知道答案。我只是把问题写在那里。像把一块石头放在路上，等着以后回头看的时候，看看它还在不在。
监舍窗户外头那一点天光早就黑了。我闭上眼睛，想——二十年以后，念安二十岁了。我走的时候他刚满月。等他学会叫爸爸的时候，我不在。等他上小学的时候，我不在。等他长到我这么高的时候，我可能还在里面。
那是替别人过的日子。可日子还是我的。每一分每一秒，都是我的。